姚文元入獄前後
1996年1月，姚文元刑滿出獄。
他站在那間蹲了十多年的牢房裏，看了看四周，對著屋子長長地歎了一口氣。然後，他慢慢地脫下身上的囚衣，換上了家裏人早已送來的一套新中山裝。獄警走了過來，打開了那扇沉重的大鐵門。
姚文元問：“我能出去了嗎？”
獄警說：“是的，我就是來通知你的。”
姚文元對獄警說：“這麼多年，真麻煩你們了。”
獄警說：“不要客氣，回去後好好想一想，以後可不能做那些壞事了。”
姚文元點點頭連說：“說得對，說得對。”
他提著自己在監獄裏的東西，跟著獄警到了監獄的辦公室，辦理了出獄手續。看著外面燦爛的陽光，姚文元高興地向大門外走去。此時，家人早已在大門外接他 來了。在親人們的陪同下，他提著東西來到北京火車站，購買回上海的火車票。當火車到達上海火車站時，姚文元下車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妻子金英。他不覺長歎 一聲：“唉，這真是十年一夢啊！”
被捕時十分冷靜
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懷仁堂開會時被捕的。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點鐘，機要秘書郭木文將一份緊急通知放到了他的辦公桌上。通知的內容是這樣的：
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，茲定於十月六日晚八時在懷仁堂二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。主要議程：
一、審議《毛澤東選集》第五卷的清樣；
二、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。
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，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。
中共中央辦公廳
汪東興（簽字）
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
姚文元看完通知後有些猶豫，覺得此事有些“出格”。他認為“出格”的理由：一是他不是政治局常委，過去除曾以毛澤東秘書身份列席過這樣的會以外，從來 沒有一次這樣正式地通知他去參加。在毛澤東主席逝世後不久，就通知他去列席這樣的會議，似乎有點“突然”。另一個“出格”的地方是開會的地點。過去開這樣 的會議，大都在紫光閣、頤年堂、勤政殿這幾個警衛嚴密的地方，而這次僅有四個人參加的常委會，卻選在了那麼大的懷仁堂。姚文元對這次“會議”的召開表示了 懷疑，他裝出一副平常工作時的樣子，試探著問機要秘書：“小郭，你看今晚上這個會我去開嗎？”機要秘書的回答是肯定的。姚文元又試探著問：“這是政治局的 常委會，我又不是常委，他們為何非讓我去參加呢？”機要秘書說：“這不是明擺著的嗎，現在只有四個常委了，怎麼表決？我聽人說，洪文同志講了，常委要進人 就是按名單輪也該輪到你了。”一種對權力的渴望，讓姚文元模糊了之前的疑慮。為了穩妥，姚文元還是決定去找一下張春橋，再將情況弄清楚些。見到張春橋，他得知張春橋同樣也接到了這份會議通知。姚文元向張春橋談出自己的想法，一向被稱為“軍師”的張春橋卻笑他太多慮了，並對他說：“你為何不能參加呢，現在你 不是常委，可十年前你是什麼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，現在已經在政治局幹了這麼多年，事物從來都是發展的嘛。”接著，張春橋又舉起幾根手指說：“這四個行嗎？ 怎麼也得是個單數。”張春橋的話雖然使姚文元看到了自己的“前程”，但他還是很謹慎地問：“那就江青同志吧，她是主席的夫人，在國內外也有影響。”張春橋 不以為然地說：“她這個政治局委員能不能保住都還是個問題呢，因為現在主席不在了。”這是姚文元最擔心的事情，他得靠著江青這棵“大樹”才能“生長”，一 旦這棵“大樹”轟然倒下，那他的後果將不堪設想。他對張春橋說：“如果真有那麼一天，我就帶著老婆孩子回上海去。”張春橋覺得姚文元的話有些可笑，太書生氣了，真要到了“那麼一天”，還能讓你回上海？張春橋說：“真要有那一天，我就讓老婆孩子帶著我的骨灰回上海去。”
在這種複雜的心態下，姚文元於10月6日晚7點40分，從家裏驅車前往懷仁堂。姚文元是繼張春橋、王洪文之後最後一個來“開會”的。到達懷仁堂後，他被人領到了東廊的休息室。這時，中共中央警衛局政委武健華走了進來，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。令人沒有想到的是，當聽完宣讀後，姚文元並沒有像王洪文一樣窮兇極惡地向對方撲來，而是表現得很平靜，他沒有一絲反抗，也沒有爭辯，只說了一聲“走吧”。早已作好了準備的行動人員領著姚文元出了大門。
姚文元在面臨覆滅時所表現出來的冷靜，遠遠超過了“四人幫”的其他三個人。這樣的情況下，只能說明姚文元早已預料到了這一天。從此，他將自己與其他三個同夥不同的個性，以及對文字和語言極強的駕馭能力，用在了另一個地方，這個地方就是法庭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律，被告人有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。在“四人幫”中，只有一個人對請律師的事情很感興趣，這個人就是姚文元。除了律師之外，姚文元與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團其他成員不同的一點就是，他在 法庭上死守著一道防線，千方百計為自己的罪行辯護。
法庭上的百般狡辯
1980年12月8日，第一審判庭審問姚文元。
審判員史笑談問姚文元：“起訴書指控你誣陷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‘是一個極其狡猾、陰險的反革命兩面派’，‘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’，‘上海黨內 組織了以他們為總頭目的資產階級頑固堡壘’，這是不是事實？”姚文元的回答令人一驚。他說：“我在1967年1月到上海的時候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……我 對上海市委的領導人，有過攻擊的言論……起訴書上說是張春橋、姚文元是這麼講。講話只能是一個人講，究竟是張春橋講，還是姚文元講，起訴書裏邊沒有說清 楚。”接著，姚文元就對起訴書上的一些“沒有說清楚”的提法，從文字上為自己進行了辯解。
面對姚文元在文字上的故意挑釁，法庭宣讀了經姚文元和張春橋審定的《評陳丕顯的五次檢討》：“該文第一頁中說：‘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 上海的代理人、上海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陳丕顯、曹荻秋、楊西光之流……’該文第二頁中說：‘這一小撮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’。‘陳丕顯是一個極其狡猾、極 其陰險的反革命兩面派’。該文第十二頁中說：陳丕顯‘靠了他那一套反革命兩面派的權術’，‘在上海黨內組織了以他為首的資產階級頑固堡壘’。”接著，法庭又宣讀了張春橋1967年12月12日在這上面的批語：“已閱，等姚文元同志意見來了以後，就可以發表。退徐景賢同志。”這樣的證據可以說是很充分了。可 是，姚文元卻又提出了新的問題。他說：“這一篇文章不是我去組織的，是他們上海市委組織文章送到北京來的……既然我審閱過，那麼我負審閱過的責任。”他接 著說：“我現在記不起來我審閱之後提了什麼意見，反正以事實為標準。但是裏邊講的陳丕顯同志是反革命兩面派等等，這一些，那是文章的話……”姚文元怕自己 的辯護會引起負面的反感，最後又在結尾時不得不點了一下。他說：“這些攻擊當然是錯誤的……”他又說：“我在這裏向陳丕顯同志和其他市委領導同志，還有上海市、區、基層的廣大幹部、工人、知識分子道歉。”審判員針對姚文元的辯詞向他提問：“你審閱過，你應不應該負責？”姚文元回答說：“我審閱過，應該負的責任是審閱的責任。但是，那個審閱文章中的觀點並不能都代表我的觀點，我沒有講過這些話。”法庭針對姚文元的狡辯，又宣讀和投影了徐景賢1968年1月 16日在《評陳丕顯的五次假檢討》上的批語：“春橋同志：此文已在你的第二次修改稿上，根據姚文元同志的意見，將涉及中央會議的提法盡行刪去。我的意見可 以發表了，請你最後閱定。景賢1月16日。”宣讀後，審判員問：“那篇文章裏邊，其中涉及到中央會議的一些內容，你建議刪掉，這是事實。但是這篇文章裏誣 陷陳丕顯那麼多，你建議了沒有，你刪了沒有？那你為什麼不刪這個呢？”審判員這麼一問，正好擊中了姚文元的要害，他那光光的頭晃了幾下，一下子沒有辯護的 詞語。在事實面前，姚文元只得承認了事實。他說：“那是我犯了錯誤嘛，犯了錯誤我承擔這個責任。”狡猾的姚文元，在整個法庭上始終嚴守著一道防線，那就是 只認錯，不認罪。
在預審和法庭的審判過程中，姚文元始終表現出一副憨厚的模樣。他時而用手摸摸光禿的頭頂，時而又用手抹一把臉上浸出來的汗水，然後瞪著一雙金魚眼睛看著法官，外表上使人覺得此人很“老實”。在回答法官的問話時，他有些結巴，口吃而不能暢言。可是回答時卻是每句話都經過深思了的，同時吐字很慢，但很清楚。
在預審中，當被問到有關天安門事件中，將那麼多悼念周恩來總理的人參加的活動定為“反革命事件”是不是錯了時，姚文元一開始就承認說：“錯了，肯定是 錯了。”為了證實自己的態度，他又補充說：“特別是還把這事情栽在鄧小平頭上，那太不合事實了，這跟他無關，這是錯了。”姚文元說：“當時，是毛主席定下 來的，大家都遵照去做了，也沒有辦法。”姚文元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，將自己的責任全部都推掉。在這件事情上，“四人幫”的其他人的交待和當事人的揭發，卻 是另外的一個樣子。
審判員向姚文元當面出示了1976年4月4日晚，由他親自批改的《人民日報》內部情況的小樣。文章裏早已將天安門事件定性為“反革命事件”。正是姚文 元一夥人炮製的虛假情況，混淆視聽，才導致了後來決策上的錯誤決定。接著，預審人員又出示了當時他寫的日記。日記稱：“黨內那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，要把另 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扶上臺”，並聲稱天安門事件為“反革命”，“要鎮壓”，“要殺人”。面對鐵證，姚文元只能承認自己在思想上與“沉痛悼念周總理，憤怒 聲討‘四人幫’”的群眾是對立的，自己在這件事情上“罪行嚴重，罪行嚴重”。這是姚文元在被捕之後的整個審判過程中，首次承認自己有罪。
無法辯掉的罪責
姚文元由於耳朵聽力不太好，在法庭上需要戴耳機。有時他就裝聾，當審判員問他時，他常反問對方“什麼事？”，還不停地要法庭的審判員“再重複一次”。 這看起來是一件小事，但在極端嚴肅的法庭上，這一方面為姚文元的思考爭取了時間，另一方面也無形中削減了審判的力度，加之他在法庭上不斷地為自己的罪行辯解，而公訴人和法官有時不能及時對他的無理辯解提出反駁，就使得法庭的審判有點失去了應有的分量。
法庭審判員接著又對姚文元提出一個問題：“起訴書指控你誣陷、迫害曹荻秋是叛徒，這是不是事實？”姚文元說：“……我到中央工作後，上海組織了一個專 案組，由專案組來審查他。專案組由王少庸、王洪文和其他有關人員負責的，我從來沒有接見過專案組的人，我也從來沒有專門要專案組的人來彙報過曹荻秋同志的情況。”他說：“我有沒有責任呢？我有責任。我的責任是什麼呢？到了最後的時候，上海市委有一個報告，要把曹荻秋同志定成叛徒，這個報告送張春橋那裏，張 春橋批准了，轉到我這裏，我畫了圈。我畫了圈以後，退回去呢，他們就報告了中央。這是我應該承擔的工作責任……”在林彪、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受審的10 名主犯中，沒有哪一個有姚文元如此的“辯解本領”，也沒有哪一個敢在法庭之上公開將自己的罪責說成只是“工作責任”的。
法庭宣讀和投影馬天水1973年6月26日給張春橋、姚文元的報告：“經討論，擬將曹荻秋定為叛徒、修正主義分子，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，請中央審 批。現送上《關於叛徒、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審查報告》，是否可以正式上報中央，請審閱指示。馬天水1973年6月26日。”姚文元曾圈閱了這個報告。宣讀完後，公訴人經審判長同意發言。公訴人指出：“……姚文元同張春橋、王洪文誣陷、迫害陳丕顯、曹獲秋等，是為了鞏固他們在上海篡奪的權力，把上海 變成他們反革命活動的基地，決不是什麼工作責任，而是他們蓄意犯罪。”公訴人發言後，審判員問辯護律師對被告人還有什麼要發問的。姚文元的辯護人名叫韓學章，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師。韓學章問姚文元：“你誣陷上海市委書記、市長曹獲秋同志是叛徒，你跟張春橋是怎麼商量的？是怎麼定下來的？”姚文元答：“關於曹獲秋的問題，我沒有跟張春橋專門講過……在叛徒問題上沒有進行過什麼指使人策劃或者專門要他們定為叛徒……我劃過圈，我沒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，但是定為叛徒是錯誤的，我這一點要負責任。”可見，姚文元並不滿足於與張春橋“一分為二”，他在大帽子下將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因為他只是劃了個“圈”，並 “沒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”。而事實是怎麼樣的呢？
據曹荻秋專案組負責人盛某1980年9月10日的證詞所說：張春橋及其在上海的餘黨肆意誣陷曹荻秋同志，姚文元是直接參與插手的，負有重要責任。原上 海市委在張春橋的控制下，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過的誣陷曹獲秋同志的所謂“審查報告”……上報中央之前，先直送北京給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，經他們‘審查“圈閱，並根據他們所定調子修改後，才能正式上報黨中央。事實面前，姚文元無論如何狡辯，他迫害陳丕顯、曹荻秋，參與篡奪上海市委大權的罪行終究 是賴不掉的。
鬧到監獄裏的家事
姚文元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。
入獄後，姚文元不像江青那樣大吵大鬧，也不像張春橋那樣一言不發，他總是裝出一副老實改造的樣子，每天讀報、看書、寫檢查，談自己的認識，要與林彪、 江青反革命集團劃清界線等等。除此之外，為了表現積極接受改造，他還根據報上得到的消息，不斷向監獄方面提出各種有關國家大事的建議，並要他們向中央政治局轉達。其中最可笑的是，當他看到報上登的全國人民生活富足了，家家豐衣足食時，竟向監獄方面提出：這樣可不行啊，這樣搞幾年就會沒有糧食吃了，得有個計 劃，發個票進行限制。請你們趕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們轉告一下，提醒他們我們還是要艱苦奮鬥，對糧食要有計劃，不能這樣敞開肚皮來吃！十幾年的監獄生 活讓姚文元與外界脫節，在他的思想中，中國還是他被捕前的那個樣子。他的這個建議受到了獄警的訓斥：“現在中國不是你們當權那個時候了，老百姓日子好過多了，你還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！”
在服刑的時間裏，姚文元還遇到了煩心的事，那就是家裏的財產糾紛。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病逝，留下的一筆遺產。1986年，姚文元母親周文修為繼承姚蓬子的遺產而鬧起了風波。姚文元知道後十分為難：一邊是自己的母親，一邊是自己的妻子，他不知如何處理爭端。他本想在獄中安靜地度過刑期，可是家中的事迫在 眼前又不能不管。此時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，對財物之事早已看淡，於是他寫信給妻子，動員妻子在這個事情上對母親讓步。由於姚文元的幹預，這件鬧到了監獄 的家事終於得以平息。姚文元出獄後，妻子金英並沒有埋怨他，而是將他接回上海，找了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住了下來。姚文元平時在家看書，很少上街，也不與人來往，買菜購物等事全由妻子負責，兩個人過上了恬淡安靜的生活，直到姚文元去世。
（沈國凡／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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